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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“N号房”主嫌犯赵主彬
疫情重灾区的韩国，又爆出令人发指的“N号房事件”。
3月22日，一位网名为“博士”男子被韩国警方拘捕，揭开了“N号房事件”背后的黑暗。
据韩国警方报道，从2018年开始，一些嫌犯通过社交平台软件建立多个秘密聊天房间，将被威胁的女性（包括未成年人）作为性奴役的对象，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，并收取费用。
截止2020年3月22日，受害者达到74人，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，最小的才11岁。
除了手段残忍之外，“N号房”会员人数之多更让人震惊，据韩国警方称“N号房”的会员约有26万人。
人性泯灭的“N号房”
据韩国《中央日报》报道，“N号房”是由网名为“GodGod”的网友在2019年创建，随后名为“Watchman”接手一段时间。这些聊天室都是以数字编号命名，因此被统称为“N号房”。
“N号房”是实行收费制。据新京报报道，聊天室价格会根据内容等级来设定，最高入场费约为150万韩元（约8400元），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。此外还有一些房间必须要求会员拍摄、分享类似性剥削内容，才能获得入场资格。
2019年9月，赵主彬（音译）成为“N号房”新的运营者，他的昵称为“博士”，“博士房”也是他运营的房间称号。
“博士房”更为残忍，反人类。据韩国媒体报道，“博士”会要求受害者用刀子在身上刻下“奴隶”或“博士”的字样等，从而证明是自己的“作品”。此外还有未成年的艺人也成为他迫害的对象。
据韩国警方披露，赵主彬的作案手法主要是先引诱后威胁最后实现非法交易。他多以发布兼职零工的名义，高薪引诱受害者，在获取受害者信息后便开始一步步威胁，强迫对方拍摄性剥削视频，并在“博士房”里售卖。
一位匿名受害者在接受采访中称，由于生活费方面严重不足，误信了赵主彬成为了受害者。
赵主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，如今这个恶魔也终于落入法网。3月22日，警方拘捕了赵主彬。
由于请愿人数众多，3月25日赵主彬被公开示众，成为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人员。面对记者提问，赵主斌表示：“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表示衷心道歉，感谢让我停下无法自拔的恶魔人生。”
据了解，赵主彬2014年考入大学进修信息通信专业，在校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还多次获得奖学金。
“N号房”事件引发了韩国舆论的震怒。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3月23日就“N号房”事件表示，此案是践踏受害者的犯罪行为，指示警方彻查案件让所有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文在寅还承诺：
政府将删除所有涉案视频，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、医疗等所需支援。文在寅指示，警方应认识到此案的严重性，对涉案人员进行彻底调查，对犯罪分子严惩不贷。如有必要，警察厅组建特别专项调查组，政府也要制定杜绝网络性犯罪的根本对策。
目前韩国警方已抓捕三位“N号房”的运营者，另外两名“WatchMan”(全某，38岁）和“Kelly”(申某，32岁)都已经被判刑，而“N号房”的创始人“GodGod”至今未知。
而在这一事件中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型犯罪，也令世人警醒。
据了解，赵主彬利用了Telegram软件的加密性，召集大量非法会员，并对每名会员收取价值25万至150万韩元不等的比特币作为会员费用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Telegram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，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，支持设定聊天记录定时销毁，支持一键删除账号，删除账户之后，所有资料也都一并销毁。
基于这样的隐私性，“N号房”得以在群体之间肆无忌惮地传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事件爆光之后，韩国警方向Telegram方面发送了删除非法视频的请求，以及获取相关非法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的请求，但对方删除了非法视频后就再无回复。
近年来，从快播王欣抛出的“技术无罪论”，再到AI换脸所引发的一系列风波，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，平台管理者的“无为而治”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，正让这类新技术平台成为罪犯的沃土。
如何有效杜绝利用新技术犯罪，也正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话题。
韩国“厌女症”的狂欢，以及“金智英”们的反抗
如一些媒体所指出的，“N号房事件”再次凸显韩国男性群体之间存在已久的“厌女症”情节。
厌女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，就是对女性化、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。
根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，51.3%的20-29岁韩国男性“积极反对女权主义”，仅有4.1%表示积极支持，足以看出“厌女症”思想在韩国已深入骨髓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韩国经济腾飞，许多男性拥有稳定且优渥的工作，一个人就能负担起整个家庭，大男子主义盛行。在东亚儒家文化影响下，韩国女性一直保持着贤惠淑良的东方女性形象，在家里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，彼时韩国社会男女关系还处于较为“和谐”的状态。
然而，随着九十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经济环境不景气，很多男性丢掉了饭碗，一人养家的模式逐步瓦解，男性的“家长地位”受到挑战，家庭也随时处在崩解的边缘。另一方面，随着更多女性参与经济生活，男性不得不与之争抢饭碗，韩国社会男女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，异性关系由此走向撕裂状态。
由于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固化，多数女性在职场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譬如被排斥、被无故解雇等，一些女性开始呼吁政府和社会反对性别歧视，女权主义苗头渐盛。
2001年，韩国宪法撤销了自1961年起实施的对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、企业面试等考试中给予5%加分的规定，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，部分男性便将不满情绪撒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，“厌女症”就此埋下。
此后，在一系列政策层面，韩国的相关资源开始向女性倾斜，譬如生理期休假制度、废除户主制度等，更加深了男性对女性的“仇视”。
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韩国性骚扰事件频发，郑多彬、张紫妍等女明星因相关事件相继自杀，震荡着整个韩国社会。明星尚且如此，普通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。
2016年，首尔郊区江南地区的一个地铁站附近，发生一起年轻女子被杀的恶性事件，这一事件掀起了韩国女性反对性骚扰、反对偷拍等一系列的Me Too运动，女权主义的浪潮更加兴盛。
据《韩国先驱报》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韩国20至30岁男性中，超过76%的人持“反对女权主义”观点。他们认为，女权主义已经变得扭曲，演变成一种性别歧视和仇恨。
与此同时，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，男女职场竞争日趋激烈，男性群体陷入长期焦虑状态。
譬如，2017年11月，韩国性别平等部门公布一项5年计划来扩大女性在政府部门、政府企业和公共学校的就业机会，这一政策加剧了男性对就业的恐慌心理。
在不少韩国年轻男性眼中，上一辈人（母亲）牺牲了很多，才换来家庭关系的延续，从心底还是比较尊重她们。但和他们一样年纪的女性，正在经济活动、话语权等各方面向他们发起挑战，甚至许多年轻男性认为如今掌权的是女性。
韩国畅销小说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描绘了韩国女性在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，引发韩国女性群体强烈共鸣。在此后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中，男性与女性对这部电影的解读趋于两极化，有男网友留言称这是“一场被害妄想症的狂欢”，而饰演金智英的郑裕美遭到了疯狂围攻。
诸如此类言论或事件，都将韩国男女双方的关系推向深渊，“厌女症”就像文化一样，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民众的身体之中。在他们眼中，女性只不过是物化的对象，遭受羞辱、性骚扰甚至是强奸，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，都可以做冷漠的旁观者，甚至是暴力的参与者。
在此次“N号房”事件中，一位韩国男性留言道：“我又没有犯罪，我只是正当的付费观看了成人内容，这难道是错误的吗？比起处罚N号房的参与者，更应该从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淫妇们开始处罚。如果她们不上传视频，就不会有26万受害者了，她们的错更大。”
可以说，这种毫无廉耻、毫无同理之心，不止将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，也代表了一代“厌女症”患者的普遍想法。
至今，韩国仍在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剧烈撕扯，女性群体如何才能免受诸多毫无根据的伤害，与男性站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“对话”，相信也不止是韩国社会所应深思及化解的症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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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3-27 07:16:01